本报记者 李 贤 通讯员 尚永江

　　12月1日中午，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龙虎乡龙虎街市场。10多家经营面条、排散的摊点一字排开，无人看守。顾客挑选后按照标注的价格，自觉将钱放在摊位上。

　　“大家如此放心经营，主要得益于治安环境好。”恭城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朱桂斌介绍，近年来，该县大力开展“三心三治一守”活动，倡导全县人民崇尚忠孝心、敬畏心、互助心，实现基层自治、法治、德治，做到人人守规矩。如今，“千亩鱼塘无需看，万亩果园不用守；街上门面无人盗，农村住房不上锁”的美好愿景，正在瑶乡变成现实。

　　恭城的创新实践，是广西推广学习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个截面。广西把学习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政法工作紧密结合，积极补齐基层社会治理短板，攻克影响社会稳定难题，提升驾驭复杂局势能力，使“枫桥经验”从“点”到“面”在广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由“盆景”形成“风景”，成为推动广西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强化党建引领

　　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工作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

　　河池市宜州区庆远镇解放社区辖区内有学校、医院、银行等23家常驻社区单位。由于社区与驻社区单位党的组织互不隶属、行政上互不关联、管理上条块分割，社区工作出现“不能管”“不让管”“不好管”等实际困难。

　　为解决这个难题，该社区党总支部牵头成立“社区大党委”，向各驻区单位党组织推选出的“社区大党委”成员颁发聘书，建立起社区区域化共治组织。

　　“‘社区大党委’充分借鉴‘枫桥经验’治理模式，是一个新型的社区治理工作新格局。”解放社区党总支部书记麦永秀说，社区内搭建了“社区大党委”、网格管理工作站、区域片区、楼宇网格联动的四级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实行“组织共建、设施共享、党员共管、活动共抓、事务共搞、社区共建”。

　　除了在城市社区成立“社区大党委”，宜州区还把基层党建贯穿于社会治理全过程。在农村行政村，建立以村党组织为领导、村民自治组织为基础、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村级组织体系。

　　在庆远镇六坡村，10个党群理事会突出群众依法民主议事决策，强化党组织的引领作用，把公共事务管理放给群众，由群众依法民主议事，“党领民办、群众自治”的模式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屏南乡合寨村，在自然屯成立驻屯联合党小组、屯级党群理事会、屯级产业协会、屯户主会议的“一组三会”党群共治机制，实现基层自治组织规范化制度化。

　　从“枫桥经验”到“宜州自治”，广西把加强党的领导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线，把党的基层组织作为“主心骨”，实现党领导下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深化“三治”融合

　　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广西着力为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搭建工作平台。

　　在桂林市恭城，“三治”融合百花争艳。栗木镇常家村将族谱家训融入活动中，成为基层善治的典范；嘉会镇泗安村顺民意、聚民力，“马上办、连夜干”，成功举办“微马”比赛、刨柿节、广西水果嘉年华运动会等活动，成为闻名的脱贫示范村；西岭镇莫家坪将中华美德、公民道德、村规民约融入“七五”普法，实现恭城、平乐、阳朔“三县之交”和谐相处的生动情景……

　　“在开展‘三心三治一守’活动中，我们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不搞‘一刀切’，充分激活基层单位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彰显活动特色，使活动既呈现‘遍地开花’可喜局面、又呈现‘一村一品’地方特色。”恭城县长黄枝君介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他们对群众利益相关的事情不“大包大揽”，而是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的边界，让基层自治组织回归村民居民自治本位，让村民居民参与同其切身利益相关的社会事务，达到自我提高和基层善治。同时做好督促，确保基层自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开展，引导基层自治自觉接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

　　目前，全县各村屯立有村规民约、办有老人协会，红白喜事专人操办，团结互助、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的良好风尚已成为乡村自治的常态。

　　“三治融合”在田阳县则呈现出另一番景象。该县依托浓厚的人文底蕴和革命传统，通过培育一个个健康的家庭细胞，建设“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矛盾不上交、化解在基层”的新农村。

　　去年，田阳县兴城村党支书黄子刚种植4亩金币番茄，仅此一项纯收入10余万元。“物质生活好了，精神生活也不能拖后腿。”看着村里日新月异的变化，黄子刚希望能促进良好家风的形成。于是，他提议从村集体经济拿出一笔资金，设立“文明家庭”奖，每年奖励10户“文明家庭”，邻里之间“比学赶超”劲头十足。在兴城村影响下，周边乡镇也不甘落后，五村镇推出“星级文明户”，百育镇评选“文明村”……这些村民自发的创新之举，促进了社会治理和城乡一体化，也引领了社会好风气。

　　构建“善治”格局

　　南宁市有66个城中村，聚集着大约120万的流动人口。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由流动人口引发的治安、消防、城市管理等问题日益凸显。

　　以城中村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切入点，南宁市多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做实基础建设、全域联控、数据联动“三张网”。

　　目前，南宁市城中村综治中心建设全覆盖，综治中心融合综治“三网”、智慧云眼、门禁系统等终端，标配了网格化、消防、保安、警务巡防四支队伍和政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所有城中村全部实现网格化管理团队责任包干，实现“大事全网流转、中事区域处置、小事格内解决”。依托综治中心数据平台，建成包含实有人口、流动人口、特殊人群等在内的23个大数据库，对各类风险隐患全面预测、分级预警，每天利用短信、微信推送给党政领导，城中村社会治理实情“一目了然”。

　　通过“三张网”的建设，南宁市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目标。城中村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要因地制宜。”自治区党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遵循这一原则，玉林市推动政法工作重心下移，全市先后选派247名法官、223名检察官、283名警官、221名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组成“三官一律”工作队，进驻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低、社会治安问题突出的283个重点村屯、社区，调研掌握社情民意和突出问题，着力化解矛盾纠纷。崇左市完善“一网格一管理员、一村一警务助理、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矛盾纠纷发生后，村（社区）调解三次，调解不成功，由乡镇（街道）调解二次，仍调解不成功，由县（市、区）级调解一次，实现了“小矛盾不出村（社区）、大矛盾不出乡镇（街道）、疑难矛盾不出县（市、区），矛盾不上交”的目标。

　　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加上智治支撑，广西政法部门积极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精细化、动态化服务管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